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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命力******

　　【专家点评】

　　作者：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近年来，国货、国风、国潮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身当代生活好物，掀起一阵阵时尚潮流。究其原因，是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商品的物用功能，更加注重其精神文化价值。特别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在丰裕物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再趋之若鹜地追捧国际大牌奢侈品的符号价值，而是更讲求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更注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群体认同，更追求精神层面的自信与满足，由此推动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发现、再认识、再设计、再传播，让传统文化成为时尚潮流。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圈层社交、线上营销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促成了风起云涌的文化IP、热点、网红。“国潮”因此拥有了创意化、年轻化、时尚化、潮流化等特点，穿越历史长河，走出博物展馆，化身街头元素、T台时尚、网红文创、国货国风以及种种带动设计和营销的网络话题，得到了新的传播。

　　应该说，传统文化“潮”起来是个良好开端，它能弥合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一度阻隔甚至断裂的文化传统、精神传统，使其如泉涌般持续润泽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使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境界找到当代生活的接口和载体，实现活态的、创造性的传承，使中华文化数千年之衣食住用的美学精神、情感记忆等为今日之“中国制造”赋能。因此，“国潮”是一种文化的守望，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人们文化自信的潮流式反映。要使传统文化之“潮”如大河汤汤、奔涌不息，还需深入发掘当下“国潮”所体现的深层动力，包括：持续培育“国潮”创意与消费群体，促进“国潮”消费的新生代成长，意味着民族传统的认同与传承，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审美的复兴。我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于人的成长与发展。所以，美育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仍需深耕广拓。

　　要践行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只有依靠创造力，避免跟风仿制同质化，警惕“国潮消费泡沫”，从更深的层次、更全面的意义上认识传统文化，不断体悟传承和创造性地发展给全民族带来的精神震撼、文化追求和创造力。要不断融入新的生活需求、生活视野、生活趋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永恒意义和价值内涵，也形成随物赋形的融通状态，获得当代的美感和生命力。

　　传统文化“潮”起来，拓展至潮服、潮玩等方方面面，体现的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和活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不只带动产业经济发展，更能够持续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根基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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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07版）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